【价值连线】“啃书”的乐趣:读《国史大纲》——格物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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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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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夏,全国抗战、举国炮声隆隆,钱穆先生独居昆明宜良县龙岩寺一年有余,晨钟暮鼓、笔耕不辍,不为学术地位,只为学子撰写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距今已有八十余年。初读此书在十年之前,少时不知“经”需诵读,只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脑海中仅留下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现欲理解当下,深感缺乏历史的纵深与框架,在几番挣扎之后,决定重“啃”此书,却未料到,“啃书”的乐趣竟如此盎然,获益匪浅。

1. “啃书”的乐趣

近几年有幸可以重新开始读书,规定自己每年至少读一定数量的书籍,然而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却造成每年看重数量重于质量的后果,不敢花时间阅读较难的著作,不敢“啃书”。每年反思,都有一条:读书要有系统性,不能凭着兴趣、漫无边际地读。去年对此有所改进,就几个专题有比较系统、完整的阅读,但占比仍只有两三成。今年特提出更高的要求,将系统性阅读的比例提高到一半以上,读更难的著作,与最优秀的思想对话。阅读《国史大纲》的体验,让我坚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信心。

《国史大纲》是竖版繁体字,正文中有很多古文引注,五十万字、近千页的厚度,足以镇住我这个门外汉。此前虽初读一遍,但却过于草草,后走捷径读两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座稿自然比教科书好读,也获益良多,但始终觉得内容过于简要,不够尽兴,于是此次下决心读《国史大纲》。由于能力所限,号称是“读”,实则是“啃”,本以为一小时能读三十页、三四天可读完,实际“啃”的过程,速度却降低一半,一小时只能读十几页,时而赞叹作者学识之渊博、时而思路游移读不进去,时而为奇闻轶事而莞尔、时而为精辟分析而击节,就这样,几乎连续“啃”了十天。意犹未尽,又找来钱穆先生五十至八十年代文集《国史新论》、五十年代在新亚书院的讲课实录《中国经济史》、《中国通史》,一口气读完,以求加深对《国史大纲》的理解。虽然花了上百小时“啃”读,却只能说理解吸收得相当浅显,所幸我的目标不是做史学研究,而是力求有较为牢靠的历史常识,有助于理解当下和未来,这个目标相对更容易达成。

这次“啃”书,让我明白两个简单的道理:一、精读好书一本,胜过泛读庸书百本,而真正的好书,其实也不太多;二、读书如同登山,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小,“啃”过难书,便一马平川。

2. 国史之大纲

钱穆先生一生传奇,自学成才为大学教授、国学通儒。《国史大纲》是一本很有故事的书,钱先生北大教学五年、积累五六厚本笔记,在西南联大躲避空袭仍抱着这些笔记出入防空洞,本来以四十多岁的年纪,作者认为不够火候写一本通史著作,但友人劝诫,不应只考虑学术地位,而应考虑广大学生的历史通识、考虑民族存亡时延续民族精神,这才下决心写一本教科书。幸而有机会找到宜良龙岩寺,得以独居寺庙、静心思考、一年有余终于成稿。一出来便是一本大作,其师吕思勉屡次称赞此书,对论南北经济、魏晋迄唐之租庸调的演变尤其赞赏,称“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其学生余英时,发奋逐页读此书、做笔记并向老师请教。北大校长蒋梦麟则当面跟钱穆说自己读过五遍《国史大纲》,可见其影响力之大。当然,也有人评价此书对历史有过誉之嫌,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书中吸取营养。

《国史大纲》虽是一本教科书,且仅是历史纲要,但作者功力深厚、惜墨如金,内涵极其丰富。作者在序言中概述,通史一般有三个组成部分: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几乎每个时代,都涵盖了这三方面,因而《国史大纲》可谓是一本中国政治制度史、学术思想史、社会经济史,但其内容远不止如此,针对特定主题,作者都以简史的形式追根溯源,如宗教简史、水利简史、南北经济重心转移简史、上朝礼仪简史、外戚宦官专权简史,甚至还能排序历史上哪几位皇帝的后宫人数最多。

作者把不同时代的历史比作写音乐家或足球运动员的传记,每个时代重点,都不尽相同,因而四十余讲中,“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如春秋战国时期,专辟一章阐述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从儒家讲到墨家,因这一潮流确立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基础,实在重要。东汉时期,专门阐述外戚与宦官专权的由来,非正式权力的滥用是中央政府的一大主题,此后唐代、明代亦深受其害。魏晋南北朝,专门阐述宗教思想的发展史,佛教与儒家思想的结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唐代政治制度的全面阐述与评价,树立了精密政治制度的标杆,而安史之乱的藩镇溯源,对宋代及此后立国形势影响深远。在明代一篇中,专门辟三个章节阐述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这是近一千年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大命题。

现对国史之大纲,按时间轴做一个简要的归纳,如下表。

表:国史之大纲

3.历史的常识

此次“啃”《国史大纲》,仅为求对本国历史有一般的了解。正如钱先生在序言中所述:“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在这一意义上,此次读书,算是达标。

①中国历史具有独特性,没有西方式的宗教,而是以现世主义哲学充实社会

自十六世纪以来,西方崛起,全球历史多站在西方的视角展开,然而中国及东亚文明在地球的另一端,走出几千年完全不同的路径。

翻开西方的历史,到近代以前,宗教都在社会生活、政治权力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宗教信仰、政教合一、宗教冲突、宗教改革等主题主导历史进程。而在中国,自周以来,宗族祖先都是祭祀的主要对象,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也主要就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争论,具有明显的现世主义倾向,秦朝一统天下、独尊儒术,学术思想而不是宗教成为社会教育的主体部分,整个社会没有上帝或真主,而是致力于“行道”,阐述个人如何在大群人的社会中立足,让社会合理运作。魏晋南北朝之后虽有佛教的兴起,但佛教本身可看作是一种哲学思想,讲究“自助”(人助),而非“他助”(神助),与儒道家思想的现世主义有很大共通之处,因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理学”。总体而言,在中国社会中,并没有比人更高一等的上帝、神鬼、来世,而是敬重祖先、讲究现实、崇尚一定的道德准则、寻求人生的意义。这一社会思想的差异对于西方与中国的发展路向有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中国的政治与宗教无关,多数时候也没有贵族和教会,整个社会结构比较扁平。中国不存在祭司阶级,政治不由教会主导、而是由学术思想主导,知识分子成为政府的主导力量。贵族阶级在秦朝统一之后即逐步消失,官员是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多数情况下,农民与政府之间不存在其他阶级,甚至很多时候土地都是私有的,因而整个社会一直是非常扁平的,如黄仁宇所描述的“潜水艇面包”,在上为政府、知识分子,在下为农村老百姓,中间是学术思想、官僚组织、商业组织、司法、市场体系等。政府的责任是管理民众、对抗天灾和外患,民众的责任是缴税、服役、提供人才,民众一直有机会参与政府,因而可以维持社会的统一和平衡。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的起源也有很大差异。如钱先生所言,耶教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儒家思想的假设是性善论,因而现代西方民主社会,追求政府主权的来源在哪里,注重防范政府作恶,因而要求主权来自人民,推行大选、代议制,也将政治权力分立。但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思想上很少追溯政治主权来自哪里,更多讨论的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为民做主,精英分子从民众中来,代表民众的利益,至于精英分子成为官员后能不能为民做主,则其背后有一套“士”的精神作为支撑。就习惯而言,在中国,整个社会在有困惑的时候“不求助于多数,而求助于贤人”。钱先生认为的较高政治理想,是君臣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于是人主赐以俸禄、尊以轩冕而不以为惠,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

第三,西方政教合一,教会成为连接各民族、维持大帝国的纽带,民族国家到宗教改革、工商业兴起之后才真正形成,至今只有四五百年时间。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最晚可以从秦朝统一开始算,迄今已有2000多年,悠长的历史让中国社会积淀了厚重的历史轨迹,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不可不考虑其历史的价值、不能不关注对路径的依赖。

第四,在中国历史上,战争很少与宗教冲突有关,而主要围绕着分裂统一、中原与边戎等现实问题展开,战争对中国社会的破坏远大于贡献,而中国社会上的重大历史进展,往往不是通过革命、而是在和平时期取得的。如西周后期井田制的崩溃、土地私有化,主要是贵族为了征税方便而形成;战国时期士人的政治地位超越贵族,也并没有游士阶层与贵族的战争,而是游士以其学识周游列国,以才干赢得尊重,成为政治的主流,左右着战国时期的政局;还有汉武帝时平民政府的确立,唐朝的均田制赋予农民私田等,都是在和平中取得进展。

②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只有专制独裁吗?王朝更替是如何造成的?

一个首先需要明确的概念就是,自秦以下,中国各王朝不能称之为封建社会(无封地、除皇室之外无世袭贵族、多数时候农民都是自耕农),而是郡县国家,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非常深化的。

既然是大一统国家,皇帝是高高在上的贵族,那是否就是专制独裁呢?按钱先生的分析,专制独裁是不懂历史的人胡乱下的结论。如果追溯历史,这样一个几千万人的大国,怎么可能由一人独裁得以运转呢?秦汉以前的封建时代,全国由大小诸侯拥立中央之国,政治实体有几百上千个,谈不上专制独裁。秦汉以后,郡县制的推行,全国按块划分为郡县,汉朝地方官有组建幕僚的权力,拥有财政权、人事权,分权制度完备。在中央,则有皇室与政府的区隔、君权与相权的分工,宰相是副皇帝,统领百官,拥有庞大的政府机关,各有分工和制衡,皇帝与大臣经常开会讨论政事,下达政令也有出令机关、批驳机关、执行机关,政令公开,皇帝说错了有谏官批驳、大臣做错了有监察机关考察、地方官做错了有刺史监督,这样的分工与制衡,哪能以一句独裁来下结论呢?此后至唐宋,基本沿袭汉制。明代废宰相,君主替代了宰相的功能,真正进入独裁,但运行得很不顺利,皇帝无力承担宰相的重任,可见独裁无法实施;清代沿袭明代旧制,但政令不再公开,地方官权力也被中央委派的巡抚、总督所削弱,独裁倾向更明显,到鸦片战争时,清朝外界冲击下轰然倒塌。大体上讲,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皇帝没有能力做专制独裁,传统政治思想也不支持专制独裁行为的长期存在。

纵观自秦以来2200多年,统一是主流,但不完全统一的时间也占近1/3(魏晋南北朝360年、唐五代70多年、两宋316年),分分合合、社会周期,构成历史脚步的韵律。以概括性眼光来看,每一朝代的开国之君,基本上都是励精图治、轻徭薄赋,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社会进入上升期,但此后接班人多养在深宫,与社会脱离接触,性格和能力都逐代弱化,而上百年前定的制度往往都不合时宜、对官吏的管理也陷入困境、加上外界环境的冲击,极容易应对失措,导致社会的崩溃。但如果仔细观之,这种描述,是将历史过度简单化了。事实上,中国历朝更替,原因绝非如此简单,皇帝昏庸可能是原因、也可能是结果。

秦代统一是由于平民游士对秦国的支持,失败则由于使用民力太过;

汉代建立士人政府、抑制贵族权力、均田薄赋,衰弱的原因自然有皇帝养在深宫与民众脱离的因素,而外戚与宦官的专权凸显了制度的漏洞和士人文化的衰弱;

魏晋南北朝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门第社会的离心倾向和社会文化的衰败是主因,此后北朝融合胡汉文化、士人在北朝重新获得重用,助推统一,到隋初竟然达到史无前例的富足;隋为唐取代,主要是隋炀帝使用民力太过;

唐朝崛起有明君及一朝贤臣,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安史之乱是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中枢,而其原因大概也是扩张太过、地方官权力太大、以及皇室本身的骄奢;

宋代是孱弱的时代,其原因可能并非主要是皇帝作为不行,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冗兵、冗吏、低效率的政府、以及边戎的强大,但这种低效率的组织架构,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防守倾向的立国形势、矫正唐五代文臣地位过低的考虑;

明代兴起有皇帝的盖世才华、也有大力培养和选拔人才,衰败则是慢刀切肉,皇帝的昏庸故事超越此前任何时期,政府机构也被腐蚀殆尽;

满清入主中原绝对称得上是现象级的事件,基本延续明代的制度,但以满族王室代替明代君主一人,拥有稳定的王室传承,努力吸收儒家文化、践行合理的政策,让整个大国比较有效地运转,加上北方戎狄的外患在火炮时代不再有威胁、美洲作物的引入,让中国人口在清代增长十几倍(清初人口2000多万,到清末近4亿),算是天朝盛世,而天朝的崩溃则是承平日久的制度一成不变、满族整体腐化、加上外界巨大的冲击的结果。

简单总结,皇帝和王室在每一朝代中都是政治中的重要一环,但不是全部,制度对环境的无法适应、社会其他势力的崛起、外界巨大的冲击等,都可能是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不可简单归结为皇帝昏庸无能。

③地理因素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作用

传统史学关注人事重于制度、关注政治重于经济、关注人文重于科学,较少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历史,钱先生在其著作中则有更为综合的眼光,论述及于地形、农业、水利,其中尤以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一章为精彩。由于科技的发展,现代史学有更为综合的眼光,历史地理学便是重要的一门。一个重要的历史常识即: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戴蒙德的《枪炮、细菌与钢铁》,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也从气象和地理角度描述中国统一的缘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有网上通识课程《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很多大问题,若从历史地理学角度,都可较为直观地得到解释,跨学科思维框架的魅力即在于此。例如,中国为何倾向于统一,而不是像欧洲一样成为很多民族国家?为何中国的文明起源于黄土高原,而并不是现在比较发达的东南区域?为何后来经济重心又向南方转移?为何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远强于欧洲,却并未让中国到全球去殖民?为何清朝人口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从几千万增长十几倍到4亿?

4. 历史的启示

自1912年清代崩溃之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尤其以改革开放后,以市场经济融入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从其形态和运行规则来看,与历史上的传统社会相去甚远。那么,中国几千年悠长的历史,到底在我们现代社会留下了怎样的痕迹?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的启示?

①从历史上寻找文化、习惯的根源

李光耀认为中国4000多年的历史、传统、文化、文学沉淀下来,就像一幅刻在瓷砖上的版画,几十年的涂涂画画,是无法改变版画原本色彩的。哪怕世界天翻地覆,祖上流传的俗语、谚语还是会继续活在人民的记忆中。中国文化中的勤劳、纪律、节约、家庭观念等,在短短几代人中,不会消失。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是现代中国崛起的重要资本。

中国人民普遍具有坚韧、勤劳节俭的品质,现代经济中也表现出高储蓄的习惯。如果回溯历史,这些品质的根源应在于两千多年历史的苦难与辉煌所造成的集体记忆。中国郡县制的统一文明虽延续两千多年,但其中处于上升期的太平盛世却仅占少数,即使是汉唐盛世,后半段也都处于中衰的状态,更不论三国魏晋时期连年战乱、唐五代藩镇割据、近代19-20世纪的百年屈辱,不考虑生活水平变化,光是人口数量变化即可看出时代的残酷,三国时期人口从5000多万下降到800多万(数字可能不准,但大体能看出战乱残酷的事实,否则曹操司马懿高度剥削的屯田制也不至于那么成功),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大动乱,仅太平天国14年间就造成2000万人伤亡(黄仁宇的数字,所过之地如江浙皖三省人口下降1/5以上),抗日战争一两千万的军民伤亡、上亿百姓成为难民,拥有这种集体记忆的老百姓,如何能不勤劳节俭、如何能不多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幸运的是,不管经历多么深重的苦难,最终中国人民都在社会精英的带领下,勇敢站起来,这种民族精神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严格的压力测试,其韧性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苦难的记忆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脑海中逐渐淡去,勤劳节俭和高储蓄的习惯或许正逐渐淡化,值得警惕。

中国乃至东亚人,几乎所有家庭都将子女教育视为家庭第一要务,这一文化的起源则需从科举制度在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来寻找。科举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创举,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客观标准从平民中选拔人才加入政府,从而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这一制度让平民阶级有机会通过寒窗苦读,及第入仕,实现家族的阶级飞跃,也有不少家庭因落第而衰落,从而整个社会各阶层不至于固化、而呈流动状态。加上历代重农轻商的氛围,让“学而优则仕”成为几乎唯一的阶层爬升路径。芒格说,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低估了激励机制的力量。这种激励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只要脱离温饱线的家庭,都致力于让聪慧的子弟努力读书,以一个劳动力的价格,获得整个家族阶层向上的期权,实为划算的买卖。在现代中国,选择面虽然宽很多,但基本的考试制度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子女教育寄予了家庭对未来的希望。

纪律性、家庭观念,也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儒家思想强调个人服从集体、讲究礼仪孝悌,钱先生认为孔子“指出人类社会种种结合的最高原理”。历史不能脱离地理、人事、习惯而形成,地大人多是中国自古至今的最大特点。试想在一个生产力有限、人口很多、地域广阔、政府管理能力受限于信息和交通的社会,保持稳定的最高效方式就是建立一套合理的道德准则让全社会遵守,崇礼谦让、君臣长幼有序、政府选拔社会精英参与政治,社会精英在上、宗族长者在下,带领整个社会合理行动,进而过上安稳日子,天下太平。纪律性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有其独特价值,即使原始社会,不守纪律、特立独行者都更有可能被野兽吃掉,而现代高度分工的社会,领导者是少数,大部分人的最佳选择依然是追随者,整个社会若能由很多守纪律的组织构成,其力量往往大于无数个人的自由行事。

②历史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智慧

新华字典的汉字数有一万多个,常用字两三千,成语则有三万多个,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形成于历史的典故,历史故事中有大智慧。

以军事为例,一本20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至今依然是全世界所推崇的军事圣经。“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理论,就是对《孙子兵法》“避实击虚”军事思想的活学活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远交近攻”、“天时地利人和”,即使是航母时代,这些策略也是不可忽略的思维框架。

高考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沿袭于科举制度,溯源于平民政府的政治架构,其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至大,中国80年代前几批大学生的出身及此后的发展即是绝佳范例。科举是自唐以下一千年来中国政治社会的骨干性制度,对中国社会贡献颇大。一是用客观标准,让平民有机会参与政治,也为政府挑选人才,形成一种开放的政权;二是消融社会阶级,考试内容客观单纯,平民均可参与,全国内容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的融合;三是促进政治统一,采取分区定额制度,使各地人才都有机会参与政治,全国各地人才集中到中央机构,有机会充分交流,异地派遣地方官、相互调遣等制度更是让全国各地文化更充分交流。

官员GDP考核和竞赛机制,对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至关重要,然其制度渊源便古已有之。官员考核机制,可上溯到汉代的官员铨选制度,官员依据政绩、风评获得升迁或贬谪,由上级单位公开评比和讨论。张五常教授在其《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从理论上论证了县级政府的激烈竞争和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最重要因素。当学院派们还在争吵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还是“大政府”之类的问题时,历史的智慧早已超越这种思维框架,关注的是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锦标竞赛也好、优胜劣汰的竞争也罢,能激励人的方式绝不只是赤裸裸的市场竞争。

站在投资和经营的角度,《货殖列传》最好地诠释了价格周期和逆向投资的威力,越王勾践用范蠡之计而崛起,“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秦朝灭亡之际,“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待楚汉之争,“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豪杰金玉尽归任氏”。经商者向其他学问取经,也是自古有之。大商人白圭认为经商与战争、变法有相通之处,“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告之矣。”任正非经常引用的“深淘滩、低作堰”,经营企业如治水,都江堰的智慧令人叹为观止。

③以史为鉴,收集失败案例,避免历史的误区

两千多年历史有丰富的失败案例,可供借鉴。

一项制度,在其建立之初,往往有其背景,并非出于坏心,也并非愚蠢的政策,但在百年的时间冲击下,制度流变,可能产生极差的后果。如科举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支柱,对历史贡献远大于损害,但到明末、清代,为严防作弊、加上出题人思路的局限,流变成八股文形式(类似题库),导致学习变成形式主义、死记硬背,不求有真知识,甚至有未读完整本经书而中进士者,这一流变的制度,非但不能选拔出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更是让整个社会学术风气深受毒害,因而有人评价:“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其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坑。”

好制度还需要好人事配合。明太祖朱元璋以其超凡能力,废宰相、揽大权,或许在他的时代能维持运转,但每月批准上千件奏折的重任,其养在深宫的后代如何能承担下来?以至于皇帝不愿见大臣、也不敢见大臣,甚至有几十年不上朝者,宦官专权遂成为明代一大问题。唐代租庸调制度,是税收制度的一大创举,承载着很高明的政治理想,但后来无法实施,其主要原因是户籍登记无法准确,对执政能力要求太高的制度,到最后也往往无法得以持续贯彻。一个正面案例则是都江堰,“深淘滩”的标准是淘至“卧铁”,标准极为明确,这就确保都江堰每年得到合理维护,从而得以使用2000多年。

以道德衡量人,是传统王朝内部倾轧的一大利器,也是王朝覆灭的一大因素。钱先生在分析魏晋南北朝太学清议时指出,“道德自为人生不可缺少之因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过分看重,不免流弊……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下,便造成了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变流于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笔者以为,道德评价还有一个重大的弊病,脱离事实本身,而揣测背后的动机,并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容易被非理性地用作攻击工具,一旦为恶人所用,其后果将非常严重。历代大清洗,往往都是以道德作为攻击工具,实应引以为戒。

土地兼并、名门望族、皇室骄奢,百姓则生活于困苦之中,而即使士人政府有拯救社会的期望,也难以与各种势力抗衡,社会失去平衡。如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分裂,门第各保自身,东晋无力统管;如南宋,门第南渡后,非但不能有助于政府开创事业,反而与政府争地、争人、争财,导致政府效率低下、财政破产。自由放任的体系下,能力强弱、时机运气,加上时间的复利,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如巨富者、掌权者仅为自身考虑,形成权贵政治,则垄断袭来,自由难再。这个问题放在现代,依然是每个社会都应深思的问题。

王朝初期,多数都是轻徭薄赋,但到王朝后期,王室骄奢、官吏贪渎、征税效率低下,加上外患等因素,往往导致重税、苛政,或是通胀,民不聊生,这是每一个朝代的共性问题。即使有厚重的历史精神做铺垫、有平民政府的直接民权,但这种形势的恶化往往是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中即已荼毒社会,非有极度的警觉不足以察觉其变化,若无有约在先和步步为营则不能对抗此趋势。如何构建一套合理的制度,限制征税过重的权力、制止滥发货币的冲动,是现代社会的重大课题。

④通过了解历史,寻找中国独特的历史精神,发扬和传承历史精神

钱先生认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的历史精神中,最重要的,当属“士的精神”。中国社会之所谓“士”,可上溯到夏代之傅说、商代之伊尹、周代之周公,但有其社会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和特殊价值,则始于孔子。“士志于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士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其德行与学识俱佳,以天下为己任。道又“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上可从政行道于当代,在下可教书育人传道于后世。中国历史上名士辈出,行道者如贾谊、董仲舒、诸葛亮、魏征、范仲淹、曾国藩等,传道者如孔孟墨老等诸子百家,后有程颐程颢、朱熹、王守仁,明末遗老如顾亭林、黄宗羲等人,还有“舍之则藏”而保留精神者,如管宁、陶渊明、韩愈等。中国传统政治是士人政府,社会价值观是师者高于君者,教育的一大功能即是代替宗教,士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士的精神,是支撑社会向上奋进、以及不跌入深渊的核心力量。

士的精神之所以重要,依笔者粗浅理解,第一在于前人树立标杆,为后人所敬仰和模仿,如周公辅政、孔子教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榜样的力量令后代知识分子得以拥有高标准来践行修齐治平之道;第二,士的精神赋予国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中国的教育有代替西方宗教的作用,从小即教授人生意义所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平天下”,这是每一个普通人和精英分子的追求,若世道允许,为社会做贡献成为一种人生追求,这种文化的积极力量,无论如何都不能小觑;第三,从消极方面看,任何人若彻底背离该精神,会为社会所不齿,即使社会风气不好,有识之士也不过是隐居山谷,绝不愿助纣为虐,而也有人迫于无奈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和他人,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很多都是迫于生存,但做汉奸是私心大于公心,彻底违背“士的精神”,为社会所不齿,这就确保了社会的大多数人不是首选去做汉奸,只要有一丝抗争的希望,即可燃起燎原之火,抗日根据地的建成就是依靠这种燎原之火。在历史的长河中,士的精神让社会多次攀上高峰,也多次走出低谷。

钱先生1949年后旅居香港和台湾,在晚年有过不少演讲和文章,表现出对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认为中国极度缺乏士的精神。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回顾近几十年的历史,笔者以为,社会得以繁荣发展,引领中国发展的精英分子,其实很好地诠释了“士的精神”。读邓小平,三起三落,坚持真理,其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为改革开放保存政治力量。以70多岁高龄重掌权力,突破重围、实施改革,莫不是想“为国家做点事”,难道都是出于私心?读朱镕基讲话纪要,90年代改革奋进的过程中,其表现出来的魄力与能力、担忧与奋进,也彰显最高领导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除政治领导者之外,在追逐私利的商业社会,也不乏很多“天下为公”的士。优秀企业家的标杆效应,对社会的影响巨大,甚至在很多情形下,几乎是一人之力开创时局。如马云“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对中国社会最近二十年的改变,不可谓不大,而五十多岁退休,转而为师,仿佛效法孔子晚年。任正非创造华为,自己持股只有1个多点,有多少自私在里面?若无一种“士”的精神在里面,如何获得社会普遍的尊敬与赞誉?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如李录、常劲、归江等前辈,在四五十岁的年纪,志愿在学校开课,不求分毫回报,只望提携指导后辈、发扬价值投资之精神,这些作为恰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

常自问:“做价值投资,到最后是不是就是一个计分板?财富也只是个累积数字的游戏?到底对社会有什么贡献?”现有些许思考,价值投资是一门技术,一门配置资源的技术,在创造财富的角度,可让资源走向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分配财富的角度,可让普通老百姓也有机会享受资本增值的复利,而不至于仅有银行存款的利息,更重要的是,价值投资是弘扬投资、经商、做人的正道,与“士”的精神竟如此相通。

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算是整个历史长河中难能可贵的上升期,吾辈幸运,若能延续和弘扬钱穆先生所说“士的精神”,则社会未来仍将有不断向上的动力。若果如此,或许可稍许慰藉钱先生著书的一番苦心。与君共勉!

 


 

参阅书目:

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钱穆讲课记录,《中国通史》(叶龙记录)、《中国经济史》(叶龙记录)

《货殖列传》、《孙子兵法》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葛剑雄,网上课程,《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本文作者不持有文章中提到的股票,且近72小时内无任何买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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