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连线】智者,仁也——李光耀自传读后感 ——格物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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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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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图片来源于网络)

智者,仁也

 

很多做投资的人都尊敬芒格,芒格说他家里有两个人的半身像,一个是富兰克林,另外一个就是李光耀,而李光耀只比芒格大一岁而已,可见李光耀在芒格心目中地位之高。他认为李光耀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创造了现代的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领袖。

带着敬意,我阅读了李光耀的自传。自传有三本,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的《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1998年出版)和《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2000年出版),新加坡海峡时报出版社的采访集《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2010年出版)。第一本是按时间顺序描述李光耀41岁之前的人生,主要描述新加坡独立之前的艰难过程,尾篇定格于作为总理的李光耀在1965年被马来西亚踢出联邦时落泪的一幕,这一幕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里重复播放,我坐在大屏幕前反复观看,感受当时的艰难情形,事后李光耀自己也总结,1965-1971年是新加坡最艰难的一段时间。第二本是按主题描述新加坡独立之后的故事,只有1/3的篇幅讲述国内事务,更多的篇幅在评价全球各国及其与领导人之间的交往,非常坦率地说明对各国及其领袖人物的看法,阅读这些篇章时,仿佛跟随这位广受尊敬的大人物周游世界,大处着眼,能纵览全球格局,小处落笔,可体味各个国家及领袖的风格差异,引人入胜。在风起云涌的战后半个世纪中,李光耀纵横于全球大小国家之间,展现出的宏大视野、精辟见解和沉着坚定广受赞誉,文字间不时冒出的敏锐洞察和深入思考,不禁令人击节。第三本是一份2009年32小时采访手稿,作为李光耀本来想写的第三本回忆录的替代,这位经历过艰苦斗争和险恶时局的老前辈,很担心新一辈的年轻人,忘记新加坡是一座“软泥地上的80层大楼”,忘记新加坡的脆弱性,以为新加坡取得的成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特意接受采访提问,期望将自己的思想和危机感传递给新一代年轻人。除了一以贯之的思想精华之外,书中也展现了一位老人“身为人夫的深情和身为人父的骄傲”,让我们看到一个领袖人物有血有肉的人生。或许,只有他有资格说,“我得到了什么?一个现代的新加坡。我牺牲了什么?我的一生。”

从这几本自传中,可以看到一位伟人的正直人格、坚强意志、为人民谋福祉的不懈努力,当然也能看到他对于时局和人物的深刻洞察、敏锐嗅觉,内容极其丰富,受益匪浅。对于任何想了解世界、理解社会的人,一定能从他的自传中吸取到很多的营养,略举几例。

一、宏大视野及见微知著

新加坡是全球贸易的咽喉之一,从印度通往东亚的唯一通道,当年英格兰建立帝国时,抓住苏伊士运河和新加坡两个咽喉要塞,打通了全球贸易的任督二脉。对新加坡人而言,从大英帝国手上获得独立,就像从帝国笼罩下的一颗棋子,变成高悬城墙的一块咸肉,全球的虎狼都对此虎视眈眈,谁都想占有,却谁也不敢下手。对新加坡而言,唯有全球实力均衡,方能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唯有坚持开放、合作、内外均得人心,才能确保发展和地位。李光耀和他的团队凭借正确的价值观、坚强的毅力、持续的努力、高超的平衡技巧,将新加坡从一块墙上的咸肉变成骑在老虎背上的勇士。

李光耀在与全球各国领导人的交往中,不断增长见识、磨练眼光,成为一位国际政治大师,全球的领袖都想从他这里获得关于时局的看法,撒切尔夫人甚至说“他可以透过宣传的迷雾,无比准确地阐述我们时代的问题及解决之道。他从未出错。”当英国准备从新加坡撤军时,他早已明白要跟美国打交道,而与美国打交道是全新的开始,需突破“舒适区”,于是1968年他去美国哈佛学习两个月,与美国政界、学界人物建立良好关系。虽然曾经在二战中忍受日本的残酷统治,心有芥蒂,但当看到日本快速崛起,为了让日本协助新加坡发展,他努力与日本建立良好的关系。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他深刻明白周边国家的猜疑和敌视(因为新加坡华人比例最高,早建交会引起周边国家的猜疑),坚持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对华人的理解,他认为全世界的华侨,在祖国需要的的时候,心肯定向着祖国的,因此他建议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华人回国投资,事实证明,海外华人确实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任何国家,他都不认为民主能解决全部问题,“一个国家对纪律建设的需要远比民主建设更为迫切”,在人民伸张权利之前,必须要有统一的政权和社会,否则一切只是空中楼阁,他用斯里兰卡的案例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这一道理。

虽然视野非常宏大,但很多结论和印象,却是源于他对细节的观察,见微知著。1942年英国兵被日本打败,垂头丧气的样子,让他意识到英格兰帝国将要瓦解,在剑桥读书时就已下决心要争取民族独立。他最喜欢从在各国见闻中直接感受其发展状态,1980年代苏联宾馆的疏于维护,让他感受到大帝国的岌岌可危;1960年代有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官邸穷奢极欲,而周边却是大片贫民窟,他认为这种两极分化无法团结人民、激发斗志,很难走出贫穷和动乱。1980年代到访中国时,发现乘坐的玛莎拉蒂的司机是这辆车的车主,短短几年这位老板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他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力量巨大。

全书处处体现这种宏大视野和见微知著的结合,很多都是坦率的个人看法,向我们展现了一位战略家的远见与敏锐,同时也启发我们开阔视野,细心观察。

二、对时间的理解

 

▲李光耀(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为一名政治家,“从政就必须触及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31年,活跃于政坛超过半个世纪,用一代人的时间建设新加坡,用两代人的眼光看待世界格局变迁,他对于时间有着深刻的见解。现实中很多的矛盾和问题,都源于对时间无法深刻理解,比如福利化的短视、文化的变革、个人成长的烦恼。

对西欧国家福利化的倾向,他认为,“在60-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包括个人表现差、增长率停滞不前和预算赤字的提高”,因此,他的政党坚持挡住福利化的诱惑(承诺福利有助于拉选票),实行福利政策时小心翼翼,以长远发展的眼光,在保障人民生活和激发人民奋斗两者之间谨慎地平衡。

谈到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认为中国4000多年的历史、传统、文化、文学沉淀下来,就像一幅刻在瓷砖上的版画,几十年的涂涂画画,是无法改变版画原本的色彩的。哪怕世界天翻地覆,祖上流传的俗语、谚语还是会继续活在人民的记忆中。中国文化中的勤劳、纪律、节约、家庭观念等,在短短几代人中,不会消失。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是现代中国崛起的重要资本。

读书时经常听演讲,功成名就的前辈经常在讲台上说“年轻是最大的资本”,对此我一直不以为意,认为这是惺惺作态,直到读李光耀的书。他非常关注年龄,不同年龄适合做不同事情。比如学习语言的最佳时间是幼年时,成人后就很难学习语言了,他幼年很容易就熟练掌握马来语和英语,而在30多岁为了演讲而学华语和福建话,花了相当的力气。他认为从政的最佳年龄是30-40岁,兼具经验与勇气,超过40岁就很难改变自己,因为从其他行业转行到从政,必须要学会与选民相处,必须要改变自己,正如巴菲特所说,老到一定程度,都无法感觉到自己的坏习惯,更无法改变自己。在1980年代,当他意识到自己和同僚“干劲已经减退,全都老态毕露”之后,他果断要求更换领导层,包括他自己,即使出现一些矛盾也坚决推进,这种对时间的敬畏以及自知之明,非常令人钦佩。

三、现实主义与勇气

 

▲李光耀与长子李显龙(图片来源于网络)

 

芒格曾经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他为什么成功,他说是“理性”,而李光耀概括自己的特征时,他说,“我是一个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一直都是。”,“我一向都不为理论所困,理性判断和现实情况才是我的照明灯。”二者的内涵非常类似。人们都容易活在自己的想象中,各种主观、偏见、短视、弱点,都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而真的猛士,却是敢于面对现实、保持理性,任何时候都不回避问题,不自欺欺人,直率地分析现实、解决问题。不论外界对他评价如何,他和他的班子非常明白对新加坡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持续贯彻。关于精英主义的观点,广受争议,但他们依此制定政策。关于新闻管理,他们坚持摒弃美式的自由,坚持自己的特色。面对缺乏民主的指责,他们非常清楚给予少数部族权力的重要性,不以为意。对待家人,他很清楚,必须给子女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不能住进总统官邸。

李光耀最具争议的观点就是他认为人的智力水平是由基因决定的,可以遗传的,这一看法广为人知,引起诸多争论。但他本来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相信人天生平等,只要有均等的机会,大家的成就差异不会太大。但在1960-70年代推行更好的机会均等政策后,发现不同社群的成就差异依然巨大。这才勇敢面对现实,形成新的看法:“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再多的社会工程学或政府干预,也无法改变个人的人生命运。政府政策顶多让大家在起跑点获得平等的机会,不过却无法确保公平的结果”,当然,他的基本思想中还有另一面,“无论出生背景如何,每个人在生活、教育、健康、营养方面都应享有同等机会”。1980年代,他们发现新加坡很多高学历女性未结婚,他认为最优秀的基因未能传承,将给新加坡未来发展带来严重问题,于是新加坡政府成立社交发展署,呼吁男性娶同等学历女性为妻,甚至出台政策鼓励高学历女性多生育。他们通过统计数据发现马来族的学生整体数学成绩落后于其他社群,李光耀勇敢面对现实,向马来族的社群披露这一现实,并制定措施协助马来族学生提升成绩水平,十几年后,马来学生整体成绩有了大幅提升。

西方经常指责新加坡缺乏民主、缺乏新闻自由,面对这种指责,李光耀不以为意。他深切地明白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如果身为领袖者不跟少数部落的酋长分享政权,而是使他们感到受排斥,以致国家无法保持团结,整个制度很快会崩溃”,因此新加坡的选举总是会考虑马来社群、印度社群的代表性。对于缺乏新闻自由,他们深知新加坡的弱小和地缘政治的凶险,禁止煽动性和失实的媒体报道,对于有争议性的报道,也要求刊登合理的答复。这种面对现实的态度,让新加坡社会稳定有序、持续成长。

李光耀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真实的世界。因此,他们没有住进保卫森严、到处是管家和清洁工的总统府,因为不能让子女们享受“球是你玩,掉了是别人替你捡”的不真实待遇,两个儿子都要符合国家规定,服兵役两年,要确保“他们所接触的环境,是他们将来在现实世界得面对的”。身处真实的世界,是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财富,他的子女长大成人,都拥有正常甚至卓越的人生。

四、重视人才

在李光耀的思维体系中,人才是不可多得的,拥有人才并让人才充分发挥的国家大有前途,这种精英主义的思想贯彻始终。他对人才的定义,一方面是提升整体教育水平,提升整体人口素质,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精英是不可多得的,甚至人的才能是具有遗传性的。

当谈到香港与新加坡的区别时,他总是说,香港有一两百万从上海、江浙、广东等地逃离大陆的优秀人才、商业人士,正是这些人才拥有能力、充满干劲,在香港成就了很多成功的企业,而新加坡缺乏这样的人才储备,培养这样一群企业家,需要不止一代人的时间。对台湾的高速发展,他也认为当年“由大陆过海的两三百万大陆人中,有一层厚实的知识分子、行政人才、学者和企业家,是他们催化台湾蜕变为经济一强的”。他在采访中提到,中国能否成为最强国,取决于他能否吸引人才,吸引外国人才,并留住本国人才。中国庞大的国土、人口基数、历代传承,拥有足够的人才。关于人才,最令人动容的一次表述是关于尼日利亚一位最优秀的年轻人,因为本国动乱,逃到加州修道院的去修行,“我觉得难过。如果连他们最精明、最优秀的人才都放弃斗争,选择逃避到修道院里,而且是在加州,并不是在非洲,他们重建家园的道路将是漫长而崎岖的。”

李光耀在延揽和留用人才上也精心准备,为新加坡政府官员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他们给政府官员制定了与私营企业相比有竞争力的薪酬,政府官员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酬水平,等于律师、银行、工程师、会计、跨国公司经理、当地制造商中,排名前8位最高薪酬人员平均水平的2/3,2009年部长的薪酬为150万新币,总理为300万新币。只有用足够的薪酬水平,才能聚拢一大帮最优秀的人才,“让单靠薪水活不下去的制服人员掌权,哪怕是小小的权力,也等于是让他滥用”。寻找优秀人才,更是一件兼具理性与感性的艰巨任务,李光耀这一代人都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人品、能力都经历过考验,但新一代人却没有这种实施考验的环境,需要通过科学方法和直观认识进行筛选,为此他们向高校请教心理学理论、向企业界学习如何寻找接班人,制定了严格的筛选程序,为政府挑选最优秀、最合适的人才,但他依然感觉新加坡只有区区五百万人,优秀人才难求。

虽然他认为人才的天分由遗传决定,但持续学习对人才从成长也至关重要。李光耀总结道,“如果说我们的成功有秘诀,那应该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或做得更好。”他在30多岁为了演讲和选举而学习华语和福建话,72岁开始学电脑。他们的政府班子,经常从医生、律师、教授、企业家等群体中寻找,这些人都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政府人才。

李光耀的自传中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辉,然而,从他的事迹中,我更领会到极其高尚的人格。去年我到李光耀住过六十多年的住宅去瞻仰,住宅坐落于一条很小的马路上,如果不是事先仔细查看了门牌号和照片,根本无法找到是哪幢,门口就正对着马路,旁边连着其他住宅,除了有两个警卫门拱提示着曾经有人站岗,其他地方与普通人家毫无二致,甚至与旁边一幢大房子相比还有点寒酸。房子从2015年就已经空置了,似乎无人打理,落叶在院墙里散落,不免让人伤感。我在中午抵达,旁边车来人往,无人驻足停留,仿佛这里并未住过一位开国领袖。他的遗嘱是把这个房子卖出去,然后捐出去,不要让他的房子影响了城市的发展。不留纪念堂、不留故居,一位几十年的开国领袖,人格低调至此,又高尚如此,令人肃然起敬,亦令人深思。

本文作者不持有文章中提到的股票,且近72小时内无任何买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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